（三）完善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统一的制度机制。

[73]这是一位改革者留下的绝命诗，也是这个不知好歹的王朝的催命符。他既要面对与满族大臣之间的身份差异，又要处理同僚之间的派系斗争，然后再去驾驭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他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劝学篇》的发行量的统计参见前注[15]，李细珠书，第67页。非常遗憾，改革方案除个别条款与预备立宪有关之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此无关。前面说过，刘、张二人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二人既是同僚，也是竞争关系。除此之外，他本人在操守和能力上能够服众，有足够的威信和威望。张之洞作为一个持守儒家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所处位置是他与皇权最近的距离。

这一点，布尔迪厄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是相通的。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力的某种掣肘，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有的则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决策。习性的形成是客观的限制性条件与客观契机相协调的结果。

他忠诚于这个政权，但更多的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原因不同，被抬举的人的心理感受自然不同。人们指责一个人的言语不当通常会说你没有说这话的资本。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化新旧之见五个字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新政变法，但它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事实上，举荐张之洞进京是杨锐和刘光第的计策和主意。[72] 张之洞官场几十年，终世是以一个改革者的面貌出现的。

[3]儒臣也可以拆分为儒和臣两种不同角色，前者表明张之洞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他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坚定维护者、领头人，而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的角色。[5]张之洞写道：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13]而张之洞本人也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常事。

他把康有为的激进主张称为雅各宾主义，斥责他们自称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它主要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荣誉性利益。[28] 在张之洞进京面询的整个过程中，场域的复杂关系是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清廷中央核心部门的态度。

在《劝学篇》刊行不久的1898年冬，在华的西班牙耶稣会士管易穆（Jerorme Tobar, 1855-1917）将该书翻译成法文并在中国上海出版，1908年修订后再版。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denied capital），它掩盖与它相关的潜在的‘利益关系并赋予它们以合法性。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段落详细展开。在这里，所谓能臣的价值是这样被表现出来的：对张之洞他们而言，不是因为能干，国家需要他们居于高位，而是统治者个人的慧眼而重用了他们，忠于统治者个人就是忠于国家本身。

张之洞在正权篇目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31]这是光绪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向全国推介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与之相比，张之洞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除了一手文章和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资本。几天以后，当军机处亲手呈送该书的时候，皇帝当天就下达了上面所说的那道谕旨。说白了，责任内阁制不是皇帝说了算，是他说了算。其二，中央的核心机构对他并不欢迎，无论是出于派系，还是基于位置间的个人竞争。

老一辈的同行像曾国藩这些人已相继去世，刘坤一已属暮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事先不与当事者张之洞商量呢？原因应该归于杨锐。

作为以异族身份构造的皇权，它处理与各级官僚特别是汉族官僚的关系时就比传统皇权更加复杂、更加微妙。行动者利用文化的与社会的资源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

康有为的失败，不仅是输在激进主义的路线上，更是输在场域竞争的资本上。情报说，朝廷的意思是讲变法可以，但不能过多地谈论学习西方。

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58]这个确切的信息实在与他的想法相差太大了。作为儒臣，他信奉儒家哲学，信仰圣王名教，这是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够安顿心身的唯一东西。在《劝学》的译者前言中，他肯定了该书的重要性和正统性。

她若只想守住祖传的家业，这些人就在守摊子上处理各种关系。他们老弱病残，有的守旧，不思进取。

除此之外，他更在意的是上层意图，并利用在统治者身边的耳目打探这方面消息。当然，理由是假，拒绝是真。

他分享了其所属的文化统治阶级之间共有的习性：文化价值优越于政治权力，获得文化与符号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重要。在这个文化与政治交织的场域，张之洞拥有的资本要比康有为丰富得多，其策略也老辣得多，与之相比，康有为就是一个政治新手。

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按照资历和威望，主笔工作必须由刘坤一和张之洞承担，这也是各省其他同僚的看法。在1898年4月那个特定场域，张之洞运用他所拥有的社会、文化资本，对他所处的各种关系，特别是与中央核心部门的关系作了审慎的判断，采取了迁延、推脱的行动策略。当康有为激进主义风头正劲之际，张之洞非常着急地向他寻求对策，梁鼎芬告诉他的幕主，对那位猖狂悖谬之士不用考虑时机是否妥当，应该立即进行声讨和批判。

深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张之洞力主武力出兵。直言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西方搬来思想和理论并不困难，而这些思想或理论能否以及如何应用于现实中国，却不完全由思想、理论自身说了算。

儒臣与高官的双重身份使他比他的同行对满清朝廷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劝学篇》、东南互保、废除科举以及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等重大的事件中。朝廷一方赞同官制改革，是欲图通过改革这一契机，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利的关系格局，把权力回收朝廷。

皇恩越重，就越依赖皇权的个人人格，曾国藩如此，张之洞也如此。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国家的一切决定于慈禧太后个人的政治远见和抱负。